金主任：侯教授您好，首先要請您簡單的做一下自我介紹，以我的了解您本來是美國研究的身份，為什麼後來會轉成教育這個領域？麻煩介紹一下您的個人學經歷。

侯教授：我的博士是美國研究相關。當時我在念博士班時，台灣高等教育學者和相關學程並不多。雖然是美國研究，但美國其實最強的項目很多元，其中最強之一還是美國高等教育研究。我當時的教授張建邦博士、淡江大學創辦人覺得台灣的大學治理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學者加入。因此他建議我，探索美國高等教育到底在過去最重要的時期是如何發展的。所以最後我才會選擇 Georgetown University 作為我的個案研究。台灣當時對於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學者較為缺乏，我覺得或許那是我可以努力的方向。淡江大學曾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所，不過後來因為招生不順利，故併入了其他的研究所。所以其實台灣大部分的教育學院是沒有研究高等教育政策的。台灣過去這幾年來，慢慢的開始跟一些亞洲的學校競爭，政府也希望在人才培育方面能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因此，發展的過程中出現愈來愈多值得討論的議題，這引起很多研究學者的關注。博士班畢業之後，我就很關注高等教育的品質、指標、制度面和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後來因為一些研究的出版，到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擔任研究員，後來也擔任過處長和執行長。我覺得我很幸運，我的領域正好是做高等教育的治理，剛好就有機會可以真正去實現我所做的研究。2003年開始，各國政府都積極想要讓品質或是整個系統能夠更為卓越。這讓台灣當時剛成立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有一個非常好的、可以跟不同國家對話的機會。慢慢的也讓台灣高等教育的體系在品質上跟其他亞洲國家得以並駕齊驅。所以國際化這一塊，回到您所要討論的問題，它或許不只是人才的培育或者吸引更多的學生、學者來到台灣的問題，我覺得是藉由國際化的不同策略進行合作，在機構與機構之間、大學與大學之間，讓這個體系變得更好。

金主任：以您的看法，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方向應該是什麼？主要動機是什麼？又為何要國際化？

侯教授：像台灣這樣較小的國家，我們需要跟鄰近的國家合作。一些較大的國家或許可以在自己國內進行各方面的發展，但這在台灣行不通。對台灣來說，國際化是唯一的活路。另一個原因是網羅人才，有人才進來，資金才會進來。若沒有經費，很多事情便無法順利進行。

金主任：台灣對什麼樣的人才最感興趣？是在國外培訓後才回國的本國人，還是國外來台的人才？又或是哪裡的外國人？或是國外的華人嗎?

侯教授：台灣這幾年來其實一直很擔心人才流失、人才出國後就沒有再回來的問題。我們發覺，是否應讓台灣頂尖的大學擁有更多的資源，藉此吸引更多的人才。台灣現在需要的是擁有不同思維、有國際視野的跨領域人才，不分華人或外國學者。

金主任：在高等教育方面，您覺得哪些國家比較值得台灣學習？西歐的、美國的、亞洲的，哪些重點比較值得注意？

侯教授：八零年代，政府開始投資高等教育。除了一些大學的建設之外，他們也引進很多私人大學、私人捐款。我覺得台灣不管是部會或是政府，引進私人資源進來後讓台灣的高等教育變得更豐富且多元，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另外，在品質確保機建立，除了美國經驗，台灣也是因為學習到在歐盟政策之下，歐盟國家要求成立品質保證機構去確保國家裡面不同的機構、學生的學習品質。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方面，台灣其實有跟上國際發展的方向。此外，在學術跨域合作上，政府鼓勵大學成立研究中心，希望藉由跨學校的研究中心在合作下激盪出新的想法。許多大學聯盟逐漸成立，像政治大學是台聯大的學校之一，我們是以社會科學為主，與中央大學、交通大學等偏工程類的學校合作，藉由彼此之間的特色，在碰撞下激盪新思維。台灣這麼小的國家，國際化就是他的核心，藉由國際化過程才可跨吸引全球頂人才。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藉由不斷地國際化，持續向前邁進。

金主任：您覺得台灣在國際化方面的成就是什麼？值得國外高等教育體系注意？

侯教授：台灣在國際化面臨很多很多挑戰，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策略，想要吸引更多國際生進來，但不見得能夠達到目標。我們有學海飛颺、學海築夢等計畫，希望台灣學生除了一般的交換，也能藉由這些計畫至其他國家做海外實習。我覺得台灣比較特別的是人道救援，比如說輔仁大學有很多海外的服務學習計畫，希望台灣的學生可以跟社會結合。在未來，除了頂尖的科技人才，我們還需要有一些可以在NGO裡面工作的人，這些人就需要有這樣的經驗，體驗到全世界最需要我們的國家或地方到底是哪裡。在輔仁大學時我發現，我們可以讓學生有不一樣的興趣跟志向，然後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去鼓勵他們。我覺得作為一個國際化的人才，你要看見世界的需要。如果沒有這一塊，國際化有時候會變成如同現在大家所擔心的，國際化使不平等狀況加劇的現象。可是如果我們把它缺乏的這一塊補進來之後，國際化就會是一個美好的事，可以創造更多的美好和價值。

金主任：因為時間關係，我們的訪談可能就進行到這邊。非常感謝您。